最近一股“极端民族主义”风潮在网络上升温，自称爱国的那拨人里，“吃瓜盟主”迅速出圈。原因并不复杂：观点极其鲜明、叙述高度垂直。话题也极为集中，反复围绕两个核心展开——清朝“怎么坏”，以及“西方怎么伪造历史、盗走《永乐大典》”。在这种叙事下，“爱国博主”群体内部开始激烈撕扯：有人极力反清，有人指出明朝同样问题重重，争议愈演愈烈。

从表达方式这类账号的逻辑并不复杂：以“清朝坏”为轴心，以“西方伪史”为外延，形成一套可快速复制、便于传播的话术框架。就传播学角度，这是典型的“垂直内容”路径。但更深一层，它属于“极端主义”的某一类型——民族极端主义，与其他地区更常见的宗教极端主义、政治极端主义并列，构成当下全球公共舆论中的三种突出表现。

如果给这场风潮做一个观念地图，背景线索其实清晰可辨。所谓宗教极端主义，往往以某部经典的原始信条为生活与社会的一切标准，要求千百年前的训诫凌驾现实。一些极端理解甚至将异教徒视作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。围绕这一现象，曾有沙特学者直言：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是恐怖主义，但多数恐怖主义行为涉及穆斯林群体，此话题在其自我研究与反省语境中提出，反映的正是宗教极端主义在某些地区的突出表现与长期困境。

欧美社会则更常见政治极端主义。它并非围绕单一经典，而是围绕立场对立：支持与反对LGBT、支持与反对“圣母心态”、支持与反对全球化、支持与反对堕胎、支持与反对移民……这些议题的尖锐对立，足以推动公共空间撕裂，人们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彼此攻击，公共理性空间被不断压缩。

与之相对，中日韩等东方国家更容易出现民族极端主义。其表达方式的共性，是将复杂历史叙事简化为“我们—他们”的对立，把历史朝代、国际关系、文化认同揉合在一起，形成高度凝结的情绪与判断框架。在这一框架里，“吃瓜盟主”的出场就不难理解：他通过“清朝坏、西方伪史”两条线，迅速搭建起一个充满情绪张力的叙事场域，在相关社群内产生强烈共鸣。

回到具体争议。“吃瓜盟主”被形容为“民科”，大意是自己看了些书，便在互联网持续输出“清朝是王八蛋”“西方伪史”“《永乐大典》被盗窃”等观点。围绕这些叙事，他与一些爱国博主展开正面交锋：一方坚持“反清”，另一方指出“明朝也不行”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争论的焦点并非史料细节，而是立场的排他性和叙事的选择性。

在朝代评价上，相关观点的核心是：明朝虽已走向衰落，但仍存与世界接轨的若干可能；清朝的建立则“葬送了中国唯一复兴的可能性”。具体说，明朝被认为有可能发展出类似西班牙那样的资本主义雏形，尽管要“办成英法那种资本主义”几乎不现实；若给明朝一两百年，出现“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威尼斯”式的早期资本主义或许尚可期待，但清朝的确立使这条路径中断。另一条线索则是对现实情绪的解释：当下民间对明朝的偏好，部分来自于国力对历史“巅峰期”的对比与投射。

这种投射是如何成立的？有观点回溯了一个参照系：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并不“看不起”清朝，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还未达到清朝巅峰期（尤其乾隆中后期）在国际上的地位；随着时间推移，如今的国力水平被认为已“超越清朝巅峰”。但若把尺子换成明朝的某些历史节点——郑和下西洋、隆庆开关、万历早年的开放与活力——现实与明朝“巅峰期”的比较又未必占优，于是“同情明朝”的情绪在民间语境中滋长。

强调明朝的可能性，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严重问题。文本同样点出：明朝时期文字狱开始出现、君主专政持续加强、宦官干政长期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哪怕在同情情绪抬头的语境里，明朝仍不是没有争议的“完美模板”；它只是为某些人提供了一个“更可被认同的历史镜像”。

如果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会发现三层逻辑：

第一层是传播逻辑。观点鲜明、垂直度高，就容易“火”。“吃瓜盟主”的内容高度聚焦清朝与西方叙事，形成了固定的表达套路，降低了受众理解成本，也让粉丝在情绪上更容易站队。阿伟看热闹式的旁观者，都能感受到这种“二选一”叙事的强烈吸附力。

第二层是历史叙事的选择逻辑。强调“清朝葬送复兴可能”，强调“明朝的潜在路径”，同时又承认“英法式资本主义基本不现实”，这套叙事给受众留出了想象空间：清朝被当作“断点”；另明朝被设置为“未竟之路”。这种叙事既避免虚构全能历史，也强化了“本来可以”的怅惘。

第三层是现实投射逻辑。为什么现在更容易同情明朝？因为当现实被与历史“巅峰”比较时，人们自然会寻找更能承载身份自豪感的时间节点：当国力被认为已超过清朝巅峰，就不再需要“借清朝抬自己”；当尚未抵达明朝某些象征性的开放与辉煌时，“向明朝借光”的心理便更容易浮现。这是“民族极端主义”易于壮大的社会心理土壤——它把现实焦虑与历史想象捆绑在一起，使“我们—他们”的叙事更具情绪动员力。

从全球视角这正与三类极端主义的分布特征互相映照。宗教极端主义以经典为唯一标尺，排他性强，常以“纯正性”检验现实；政治极端主义以立场对立为驱动，藉由话题分裂社会；民族极端主义则更倾向于用历史、文化、族群记忆构筑叙事，容易把复杂问题“民族化”。“吃瓜盟主”及其引发的明清之争，正是这种“民族化叙事”的集中呈现。

需要看到的是，这样的叙事并非没有自我张力。它承认明朝问题丛生（文字狱、君主专政加强、宦官干政），另一方面又把明朝推至“可被同情”的位置；一方面强调清朝中断路线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明朝“办成英法那种资本主义很难”。这种张力并未被解决，而是被收纳进“情绪—立场”的表达中，用于强化判断、而非拓展理解。

至于对“西方伪史”“《永乐大典》被盗”的强调，则是另一种叙事补强：它把内部的朝代对错与外部的文明对立连接起来，在“我们—他们”的分野上完成闭环。叙事结构因此更加稳固，受众更容易在情绪上被“锁定”。

在更宏观的层面，为什么类似话语会持续走红？因为它兼具三个要素：一是明确“敌我”的线条，二是提供历史上的“可然之路”与现实的“未竟之憾”，三是用简练口号化的语言降低理解门槛。这种内容形态，在极端主义的三分框架下都有影子：宗教极端主义强调“唯一标准”，政治极端主义强调“立场阵营”，民族极端主义强调“历史身份”。它们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，但都以收缩复杂性、放大对抗性为共通机制。

回到具体史观，相关观点也并非只押注情绪。它承认明朝的结构性缺陷、承认“英法路径不现实”，同时又强调明朝“早期资本主义萌芽”的可能和“与世界接轨”的若干条件；它把清朝塑造成“路线断裂点”，以此解释历史转折及现实情绪。这种叙事试图在“情绪动员”与“历史判断”之间找到平衡，但最终呈现仍更靠近立场表达——这也正是民族极端主义的典型特征。

一下：网络上“吃瓜盟主”的走红与引战，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民族极端主义表达的一次集中释放；它依托明清之争构造历史镜像，同时借“西方伪史”等命题外延化“对立面”，再通过“国力—巅峰”的投射逻辑完成现实共鸣。对这类现象的识别，或许比简单站队更重要，因为理解它的叙事结构，才知道它为何有吸引力，又为何总在争议中循环。